一周前，在浙江台州天台山的琼台村，有人开着拖拉机载着上千只动物，包括狐狸、浣熊和水貂。公共汽车上的人说，他们是来释放他们的。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些不速之客几乎一半都死了，腐烂在路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一半活着的开始“诅咒”村子，弄得村子不得安宁。

近年来，从毒蛇到老鼠，从巴西龟到鳄鱼，凡是能买到的，都被视为放生对象。这种任性放生的结果，至少造成了三方面的伤害：一是放生的生物受到伤害，也就是“放生致死”，有的生物因为各种原因不适应放生地点的环境而死亡，“爱疼”。同时，释放导致捕获、出售和购买。二是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盲目放生导致外来物种入侵，打破脆弱的生物链，使部分本土物种濒临灭绝。第三，是对放生场所生活秩序和环境的破坏。比如该案中放生的动物“伤害”村民，构成权益侵害。

放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习俗，符合人们行善、消灾、祈福的心理，给人内心平静的心理暗示。但放生只关注行为本身，而忽略了行为对动物本身和周围环境的危害，这不是真正的美德。况且在科学繁荣的今天，自然和社会都有基本的客观规律。比如让野生动物回归自然是一件严谨而科学的事情，鼓励人们做好事需要正确的社会观念，体现他们的责任和担当，比如善待他人，诚实守信，帮助有需要的人，尽可能回馈社会等等，而不是单纯依靠放生等仪式感来满足内心祈福的愿望。任性首先是观念的误区。

同时，对于任性放生还存在法律限制的盲区，这也是导致各种放生闹剧的根本原因。比如，如果放生成千上万的动物，村民的家园将会失去，甚至正常的市民生活也会蒙上心理阴影。他们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大面积释放有害生物，并没有危害到一家的具体利益，而是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公然危害公共安全，刑法岂能轻易原谅？事实上，《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引进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的，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其逃逸到野外；如需野外放生，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驯养尚且如此，何况放生？但任性放生明显违反这些规定是不争的事实，那又如何？不外乎批评教育，违法成本太低，各种盲目任性的放生自然难以禁止。

对于任性放生，要加强社会教育和引导，帮助人们树立理性，真正理解德行善举的内涵，远离叶公好龙的仪式感，减少盲目放生的乱象。同时，更需要的是消除其法律约束的盲区，完善立法，严惩损害公私利益的放人行为，甚至施以严厉的民事和刑事责任，但止于道德谴责，挠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