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戒杀放生文

1、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大慈恩寺方丈增勤法师讲话

2、共同见证了国匠巨作的精彩盛况

3、《玄奘西行》用音乐去弘扬民族文化，表现“一带一路”宏伟蓝图

4、大菩文化陕西讯11月6日，由文化部、财政部立项，中央民族乐团制作的，以“逐梦前行•同心共鸣”为主题的世界首部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全球巡演西安站发布会，在承载千年玄奘文化印记的大慈恩寺举行。

5、发布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大慈恩寺方丈增勤法师与《玄奘西行》作曲、编剧、总导演姜莹，著名琵琶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赵聪，著名中国打击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陕西民族管弦乐协会副会长安志顺，西安音乐学院前副院长、著名教育家鲁日融，陕西省佛教协会秘书长刘进业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国匠巨作的精彩盛况。

6、《玄奘西行》这部剧回到西安，有着特殊的意义。1300多年前玄奘法师从这里出发策杖西行五万里，历时17载，历尽千辛求得真经，译出传世巨著，终成就佛法大乘，大师不忘初心、心系大唐之精神流芳后世、经年不绝。而作为当时译经院的大慈恩寺和供养经像的大雁塔，也一同被载入史册，供后人瞻仰和膜拜，任历代文人骚客吟咏和演绎……

7、“玄奘译经垂千秋，慈恩古刹闻九州。”1300多年之后的今天，大雁塔下，《玄奘西行》回到玄奘大师曾经的出发地，穿越时光，致敬先贤，重新见证玄奘舍身求法的国匠精神，致敬“一带一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回响。

8、《玄奘西行》用音乐去弘扬民族文化，表现“一带一路”宏伟蓝图，激发国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更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9、日本法相宗大本山药师寺代表团一行参礼大慈恩寺

10、印度驻华大使馆巴拉·巴斯卡公使访问西安大慈恩寺

二、长沙哪里可以放生鸽子

1、西安城内西北角的广仁寺是陕西省现存的唯一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它由康熙帝在西巡陕西时下令建造。广仁寺的修建体现了康熙帝通过藏传佛教以达到笼络蒙藏上层僧侣，巩固清王朝对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的政治策略。根据原始资料，我们发现，康熙帝对广仁寺的修造高度重视，在诸多方面给予了支持。

2、《清实录》载，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康熙帝开始西巡。十一月十五日，他抵达西安。在西安逗留的一个星期中，康熙帝接见了青海和硕亲王等蒙古族贵族、检阅了驻扎在西安的八旗官兵，蠲免了陕西、甘肃两省康熙四十二年以前各项积欠的银、米、草、豆、钱、粮，派遣官员祭奠了周文王、周武王等圣君的陵墓等等。二十二日，他离开西安返回北京。[①]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西安将军博霁、陕西巡抚鄂海在给康熙帝的奏折中说：

3、……四十二年冬，皇上临幸陕西，回銮时特颁谕旨，赏银交付奴才，于教场西北隅创建大庙。工竣，奴才等奏闻，复奏请庙名、大殿挂匾。蒙皇上体恤，以大字书庙名，命名为广仁寺，并赐大殿御书慈运锡殷大字匾额，一并赍到后，奴才等恭雕两匾额字工竣，已于去年十月初七吉日敬悬。今年正月十一日，敬移开元寺诺特哈达喇额赫佛供献毕，我等遵旨以喇布札布巴喇嘛为达喇嘛，选小喇嘛十五名，共祝圣寿无疆，诵经七日。时西安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兵丁、通城士民等皆齐集，纷纷拈香叩头，不胜欢悦，言皇上临幸西安，遍赏天恩，且建此大庙，未令民出一力，赏赐库银，为国民照内地式样建美庙，【原档残缺】。[②]

4、这条奏折涉及广仁寺初建的重要内容：第康熙四十二年冬，广仁寺的修造工程就已开始。第它由康熙帝下令修建，属于敕建的官方寺院。[③]第建寺经费由国库支出。第寺名和大殿匾额由康熙帝所赐。第它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第住寺喇嘛喇布札布巴由康熙帝选任，职衔是达喇嘛。第广仁寺已开始举行佛事活动为康熙帝祝寿。第广仁寺仿照了汉传佛教寺庙的建筑式样。

5、还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博霁”在雍正朝《陕西通志》中作“博济”，当属满文姓名的异译。博霁是满洲镶白旗人，从康熙三十一年起担任西安将军。[④]康熙四十三年起，他任职西安将军兼川陕总督。康熙四十七年，博霁以年老为由辞掉了这两项职务。鄂海也是满洲镶白旗人，康熙四十年，他以西安布政使升任陕西巡抚。康熙四十九年，鄂海任川陕总督，任职到康熙六十年[⑤]。

6、其次，博霁上奏折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三年五月，他说在去年十月初七日就已经将匾额悬挂好了。时间不对。《清实录》中记载得很清楚，康熙帝在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才抵达西安。这意味着广仁寺开始修建必然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后。十月初七日该寺的匾额就挂好了自然匪夷所思。很可能是满文翻译者在这里出现了错误。

7、再次，大殿匾额的四个大字不是“慈云锡殷”而应该是“慈云西荫”。雍正朝《陕西通志》载：“广仁寺，在西和园教场傍，康熙四十四年圣祖敕建。西巡时御书‘慈云西荫’四字匾额，并御制碑文[县册]。”[⑥]据乾隆朝《西安府志》和嘉庆朝《长安县志》的记载，广仁寺大殿匾额上的题字均为“慈云西荫”。[⑦]此外，康熙四十四年严格说来是广仁寺建成的时间。

8、最后，达喇嘛是清代驻京喇嘛中的一种。这里涉及比较复杂的清代驻京喇嘛制度。

9、驻京喇嘛制度滥殇于顺治朝，不过，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会典》中还没有出现“驻京喇嘛”的称谓。“驻京喇嘛”[⑧]一词在《清会典》中最早出现在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中。驻京喇嘛并非简单的地理概念，不仅仅指驻锡、生活在北京的喇嘛。驻京喇嘛是一个宗教事务管理意义上的概念。它是指以北京为中心所管辖地区的蒙、藏、满、汉喇嘛群体。驻京喇嘛所管辖的地区不仅有北京，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延伸到盛京、热河、多伦诺尔、五台山、内务府三旗、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西安广仁寺、归化城等诸多地区或寺庙。例如，在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中，伊犁的掌教堪布和四川懋功广法寺的堪布都从驻京喇嘛中选派人员前往任职，三年一更代。[⑨]因此，这两名堪布即使在伊犁和四川管理藏传佛教事务也属于驻京喇嘛。

10、清朝的驻京喇嘛制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顺治十四年题准：“京师设四札萨克喇嘛。盛京、西勒图库伦、归化城等处，各设首领喇嘛。其下各设德木齐一名。”[⑩]“札萨克”亦名扎萨克，蒙古语音译，意为“执政”，是清代对蒙古族住区各旗旗长的称谓，是一种官职。“札萨克喇嘛”一词说明清王朝在设立喇嘛职衔时借鉴了管理蒙古地区的行政体制。